赵希婧 | 用聆听感知艺术：无障碍电影的使用与满足——基于187名视障青少年的实证研究

摘要：“口述影像服务”让视障人士得以欣赏视听作品。本研究关注中国传媒大学策划、发起的公益项目——“光明影院”，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探讨无障碍电影在视障青少年中的使用与效果。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共访问了187名视障青少年。研究结果显示，视障青少年的教育程度越高、对于电影媒介的知觉易用性越弱，越愿意尝试无障碍电影，而欣赏无障碍电影则能正向预测他们从电影中所获得的精神文化满足。量化分析还发现，视障青少年对于电影媒介的知觉有用性越强、越期待通过电影丰富自身生活，则越能从无障碍电影的欣赏中获得相对满意的观感。同时，研究者也通过质化访谈了解到，电影的题材选择、讲述者对于“再现”与“翻译”两种语言转换方式的灵活运用等外在因素也对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具有影响。本研究期待在效果研究的脉络之下，补充有关视障人士媒介使用的研究成果，对于视听产品的无障碍创作与推广带来启发。

关键词：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视障青少年；使用与满足

一

问题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突出强调了为残疾人提供社会发展空间的重要意义。以残疾人中的视障群体为例，目前，中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这意味着平均不到100人中就有1位盲人。迈入新时代，关心、服务残障群体，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要关注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减少这一群体与他人之间的文化落差。据统计，我国视障人士的文盲率高达43%，而在普通中国百姓中，文盲者仅占4.08%。因此，在铺设城市盲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如何构筑一条直抵心灵的“文化盲道”，让视障人士有能力与我们共享文化成果，成为增进社会包容、提升社会文明的重要任务。

▲ 构筑“文化盲道”，让视障人士共享文化成果

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视听”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符号，对视听内容的认知和接受将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社会生存与文化参与。对于以盲文和声音为主要交流符码的视障人士而言，他们对于视听呈现的解码能力较弱。以欣赏电影为例，在本研究的调查中，61.83%的视障青少年半年或一年才能接触一次电影，49.46%的视障青少年表示，仅凭“听声音”无法真正理解电影内容，43.55%的视障青少年须由家人陪伴、辅助讲解才能完成电影欣赏。可见，对于视障人士而言，若要更好地通过电影等视听产品接收社会文化信息，则必须解决视觉障碍所带来的“数字鸿沟”，亟需社会在视听产品方面积极开展无障碍建设。

为解决上述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各界在“口述影像服务”方面的尝试不胜枚举。“口述影像服务”被定义为“一种为视障者描述其无法收视之影像画面，以协助其有效观赏电影的语言工作”。在美国，这一服务起步较早。早在1990年，Metropolitan Washington Ear 就为IMAX和OMNIMAX的影片提供了口述频道。在英国，担负公共服务义务的电视频道已为20%左右的电视节目提供了口述影像服务。在中国，“为盲人讲电影”的公益行动活跃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服务视障群体的“电影讲述人”。

▲ Metropolitan Washington Ear提供口述影像服务

尤其是，2018年年初，中国传媒大学的师生志愿者们组织发起了“光明工程”，创建了“光明影院”项目。他们发挥视听专业优势，为视障朋友释读优秀电影，在电影音响和对白的间隙，插入对画面信息的声音描述，生成可复制、可传播的无障碍影片，并将作品送给全国盲校和高校图书馆，使口述影像服务走出了固定场所，走进了视障人士的学习生活。

▲ “光明影院”项目启动仪式

为检视这一创新型口述影像服务的媒介功用，本研究试图以中国传媒大学策划制作的“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为例，分析其在视障青少年中的使用与效果。在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中，“使用与满足”理论常常用来剖析媒介使用及其对使用者需求的满足，相关研究多以一般受众为调查对象。本研究试图关照青少年视障群体，主要通过量化研究探讨：第一，视障青少年的人口特征、触媒情形是否影响他们对于无障碍电影的接纳与欣赏；第二，欣赏无障碍电影可否使视障青少年获得电影所给予的精神文化满足；第三，还有哪些其他因素对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构成影响。总之，本研究期待在“使用与满足”的学术脉络之下，补充有关视障人士媒介使用的相关内容，探讨无障碍电影的作用与功效、改进与创新。

二

文献探讨与研究架构

“使用与满足”的研究取径与传统意义的媒介效果研究不同，它将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了受众身上，假设受众是积极、主动的媒介使用者，会通过媒介使用而满足内心的某种需求。在这一脉络下，有学者将“使用与满足”的发生过程概括为：社会和心理起源所引得的“需求”促成了媒介使用，最终导致了需求的满足。

 在已有研究中，大多数使用与满足研究都以普通受众作为调查主体，聚焦两大研究议题。其一，受众是否能够通过媒介使用获得需求的满足。比如，有研究证明，借助看电视等媒介使用行为，受众可以获得获取信息、愉悦身心等多种满足，二者呈现正相关，越是接触电视，越能获得上述满足。其二，受众本身的哪些特质将会影响使用行为。比如，有研究证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情况以及对媒介本身的认知态度和熟悉程度等变项会对媒介使用造成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设定如下研究假设与研究问题：

“

H1:视障青少年的人口特征、触媒情形对于是否接纳无障碍电影具有预测力。

H2:视障青少年欣赏无障碍电影对于其获得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感具有正向预测力。

Q1:哪些因素将会影响视障青少年对于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

”

在面向视障人士的媒介使用及效果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使用与满足”的框架之下开展研究。有的研究聚焦视障人士媒介使用的内在动因，有的研究描绘了视障人士如何借助辅助工具使用社交媒体，还有研究以某一地区为例，发现视障人士使用媒介所获得的满足感与其内在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并指出了现有媒介使用未能满足视障人士内在需求的原因：诸如视听产品未能提供影像描述服务，仅仅依靠盲文、声音等符号传输，无法唤起视障人士精神快感等。 

经文献分析可见，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对视障人士的媒介使用及其效果所进行的研究尚且有限，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研究主题上看，以往研究习惯“偏重一隅”，或是分析使用动机、或是探讨使用情形、或是讨论使用行为是否满足了视障人士的内在需求，少有研究从整体上对视障人士媒介使用的影响因素、行为以及满足情形进行探讨。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聚焦视障人士如何使用大众媒体或新媒体，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未有研究触及专门为盲人设计的媒介产品，如本研究所关注的无障碍电影。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以往研究多为质化研究，以量化方法探讨视障人士媒介使用与满足的研究尚不多见。

因此，本研究力争在“使用与满足”的学术脉络下，将“媒介”定位于专为视障人士设计制作的无障碍电影，通过建构量化研究模型，探讨视障青少年欣赏无障碍电影的影响因素、行为情形以及由此获得的精神文化满足。同时，本研究也将充分听取视障青少年对无障碍电影的观影感受、意见建议等，试图通过质化取向的问答对量化议题的结果进行回应、阐释和补充。

三

研究方法与变项测量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以网络问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2018年10月15日，研究者所在团队曾向全国19所盲校赠送了由中国传媒大学策划、制作的30部“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并于2019年1月-2月期间，针对这19所盲校的视障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通过盲校老师告知受访者研究信息与网络问卷地址，由盲校老师协助邀请视障学生自愿填写问卷，共回收187份有效问卷。

1.人口变项与触媒情形

按照以往研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关系媒介使用的人口变项。同时，在有关新传播技术的使用研究中，“技术接受模型”也将对新技术的“知觉有用性”和“知觉易用性”纳入考量范围并指出，若使用者认为某一媒介技术对其有用且容易操作，则会更易对此接近。对于视障人士而言，由于视觉障碍，观赏电影具有一定难度。在设计人口变项时，研究者除了参考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之外，也考虑到视障受访者对于电影这一媒介技术的知觉有用性和知觉易用性。

为便于受访者理解，研究者以“你觉得电影对丰富你的生活有帮助吗”作为“知觉有用性”的提问题项（1=没有帮助，2=有所帮助，M=1.82，SD=  .38）；以“你经常欣赏电影吗”作为“知觉易用性”的提问题项（1=一年以上欣赏一次，2=一年欣赏一次，3=半年欣赏一次，4=一个月欣赏一次，5=一个星期欣赏一次，M=2.68，SD=  .99）。由上述问题回答的平均数可见，受访者欣赏电影的频率比较低，大部分人一年或一年以上才有机会欣赏一次电影，欣赏电影对于视障人士而言具有一定挑战。但受访者普遍认为电影对于丰富生活有所帮助。

2.媒介使用

在以往研究中，探讨媒介使用行为多是为了了解使用者“是否使用”以及“使用频次”等。具体到本研究，由于无障碍电影属于中国传媒大学团队策划制作的创新型公益产品，于2018年10月15日初次赠予受访者。考虑到受访者对此产品的接触和熟悉程度有限，因此，本研究忽略“使用频次”这一测量，只询问受访者是否接纳这一新鲜产品，是否欣赏过无障碍电影（1=不接纳、没欣赏过，2=接纳、欣赏过，M=1.64，SD=  .49）。从调查结果看，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无障碍电影持接纳态度，拿到公益赠品后尝试过欣赏无障碍电影。

3.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

“媒介使用能够获得哪些内在满足”始终是效果研究的重点之一。如有网络使用与上瘾行为的研究将资讯搜索、娱乐消遣、虚拟社交作为测量满意度的面向，也有研究指出手机使用行为能给用户带来资讯获取、娱乐体验、人际联络、移动通讯等满足感。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的创作初衷，是希望通过无障碍处理，使视障人士从中获得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因此，是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所在。因此，研究者将“可曾获得过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作为测量受访者满足感的题项（1=完全没有，5=非常满足）。

4.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

此外，对于欣赏过无障碍电影的受访者而言，本研究还想了解他们对于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测试受访者对于无障碍电影观感满意度的题项包括：“你对无障碍电影的理解程度”（1=非常不理解，2=完全理解，M=4.12，SD=  .86）、“你对无障碍电影的评价程度”（1=非常不好，2=非常好，M=4.28，SD=  .81）。一方面，期待以量化研究分析受访者自身的哪些特质对其理解无障碍电影具有影响，另一方面，也从剧情讲述等外部因素入手，探讨应该如何完善无障碍电影制作，为视障人士提供更具观感满意度的作品。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受访者对于无障碍电影的理解均值达到4.12，对于无障碍电影的评价均值达到4.28，说明大多数欣赏过无障碍电影的受访者能够理解电影内容并对这种方式有较高评价。

四

资料分析

在本研究的187名受访者中，有男生123人，占66.5%，有女生62人，占33.5%。70.8%的学生是集中在12-18岁的未成年视障人士，正在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受访者占到75.7%。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欣赏电影对于受访者并非易事，61.83%的受访者半年或一年才能接触一次电影，43.55%的受访者需由家人陪同讲解才能欣赏电影。尽管如此，受访者依然表现出了对于电影的喜爱和期待，82.2%的受访者认为电影对于丰富视障生活具有帮助。在中国传媒大学将“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作品赠送给盲校后，有64.7%的受访者欣赏了这一公益产品。在这些受访者中，56.6%的人表示对无障碍电影内容基本理解，32.9%的受访者认为当电影进行了无障碍处理之后，视障人士可以完全理解电影内容。

1.假设验证：H1

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是验证视障青少年的人口特征、触媒情形对于是否接纳无障碍电影具有预测力。如前所述，人口特征和触媒情形可概念化为以下变项：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视障人士对于电影这一媒介的“知觉有用性”和“知觉易用性”。为验证假设一，研究者进行了一次Logistic回归分析。

表1显示分析结果，预测变项为人口变项中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知觉有用性和知觉易用性，因变项为是否接纳无障碍电影。

分析结果显示，视障青少年人口特征中的“教育程度”和“知觉易用性”对于受访者是否愿意接纳无障碍电影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假设一成立。

其中，教育程度（b= .78，p< 0.05）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知觉易用性（b=- .33，p<  0.05）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也就是说，受访者的学历越高，对电影媒介接触越少、感觉越陌生，越对无障碍电影感兴趣。同时，也应看到，人口变项中的性别、年龄对于受访者是否具有无障碍电影欣赏意愿的影响并未达到显著。

2.假设验证：H2

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是要验证欣赏无障碍电影对于视障青少年获得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感具有正向预测力。为验证假设二，研究者进行了一次多元回归分析。表2、3显示分析结果，在具体操作中，研究者不仅将无障碍电影的使用情形作为预测变项，同时也控制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知觉有用性、知觉易用性等变项的潜在影响，用以探究上述“满足感”的预测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视障青少年是否接触无障碍电影（β= .566，p<0.001）、以及他们对电影的知觉易用性（β=-.124，p<0.05），对于他们获得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具有预测作用。因此，假设二成立。

另外，根据逐步回归分析可见，首先被选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项是“是否接触无障碍电影”，其次是“对于电影的知觉易用性”，这两个显著变项被选入回归方程式用来预测“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感”，R值为 .628，联合解释变异量达38.8%。就个别预测能力来看，“是否接触无障碍电影”为最佳，其解释量达到37%，接下来才是“知觉易用性”。从β值来看，接触过无障碍电影的受访者更容易体会到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越是以往不怎么有机会欣赏电影的受访者，越容易通过欣赏电影获得精神文化的满足感。

3.回应研究问题：RQ1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对于欣赏过无障碍电影的受访者而言，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他们对于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为回应这一问题，研究者进行了一次多元回归分析。预测变项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触媒情形所包含的知觉有用性和知觉易用性，因变项为“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

分析结果显示，视障青少年对于电影的知觉有用性（β= .261，p<0.05），能够正向预测他们对于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也就是说，对于接触过无障碍电影的受访者而言，本人对电影的态度越积极、越期待通过电影丰富自身生活，则越能从无障碍电影的欣赏中获得相对满意的观感。

但是，这一量化模型的R值仅为 .363，仅对“无障碍电影的满意程度”具有6.9%的解释力。因此，除了自身对于电影的认知等内在因素外，还有哪些来自外部的因素将会影响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尤其是，完善并优化哪些策划和制作因素能够对无障碍电影带来更好的观感？还需质化研究进行补足。

五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研究关注视障青少年对于无障碍电影的使用与满足情形，试图了解他们对于无障碍电影的接纳程度，进而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相关研究，探讨无障碍电影可否带给他们精神文化满足，以及如何通过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合力提升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研究者跳脱惯常研究的对象限制，在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脉络下，检视常常被我们忽视的视障人士的媒介使用与效果。同时，研究者立足“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这一创新型无障碍产品，探讨效果研究的经典议题，也弥补了之前研究多以一般受众为例、忽视特殊群体的种种局限。

研究结果显示，本研究的两个假设都获得了有力支持。

第一，视障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对于他们是否接纳无障碍电影具有正向预测力，而他们对于电影媒介的知觉易用性则对此具有负向的预测力。也就是说，针对视障青少年而言，教育程度越高、在过往生活中对于电影的了解越少、接触越少，越愿意尝试欣赏无障碍电影这一新兴事物，对无障碍电影的接纳度越高。

第二，视障青少年是否接触无障碍电影，以及他们对于电影媒介的知觉易用性，对于他们获得电影所带来的精神文化满足具有预测作用。具体而言，在视障青少年群体，欣赏过无障碍电影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以往学习生活中对于电影本身了解不多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电影所带给他们的精神文化满足。

▲ “光明影院”志愿者为无障碍版电影录制讲述旁白

至于哪些因素将会影响视障青少年欣赏无障碍电影的观感满意度？本研究首先从受众自身层面分析原因，发现对于电影媒介的知觉有用性是具有显著正向预测力的影响变项。对欣赏过无障碍电影的视障青少年而言，本人对电影的态度越积极，越期待通过电影丰富自身生活，则越能从无障碍电影的欣赏中获得相对满意的观感。同时，研究者也发现，上述分析模型虽然能够找到影响观感满意度的部分原因，但总体解释度偏低，于是进一步通过质化研究尝试探索其他因素。

在质化问题的回应中，视障青少年普遍反映，在无障碍电影欣赏中，故事明了、线索简单、贴近日常生活的影片容易听懂并引起共鸣。同时，讲述者及其讲述是无障碍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视障受众所重点关注。在针对“口述影像服务”的研究中，曾存在“翻译”与“再现”之争，也有学者指出，对电影对白的间隙插入无障碍讲述，用声音描绘画面的信息及其背后的情感意义，这一举动具有一种光谱连续变化的本质，是“翻译”与“再现”的不断转化。作为从事无障碍电影讲述的志愿者，必须处理好以上两种“语言转换”形式，才能带给视障受众正确的信息、恰当的情境，产生较好的综合体验，增强其观感满意度。

▲ 用声音描绘画面——“光明影院”制作幕后

本研究另外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由于研究者资源有限，视障青少年的受访选择仍以便利抽样为主，无法做到随机抽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推论能力。其次，部分量化模型的解释力较低，而且视障人士对于无障碍电影的使用与满足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前期文献不足，还需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加深了解，不断调整、完善解释模型。未来，对于视障青少年媒介使用及其效果的研究应更加细致，也可从传播心理学视角，探讨他们通过欣赏无障碍电影进而获得精神文化满足的心理机制等。总之，诸多有趣议题值得思考。

作者介绍

赵希婧：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新时代时政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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